董仲舒大一统论
摘 要
董仲舒大一统论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对董仲舒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对于大一统思想体系形成的自然根源、历史背景、过程、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分析了董仲舒“独尊儒术、融汇百家”等方面与大一统思想之间的深层关系。
关键词
董仲舒、大一统、大气场、独尊儒术、融汇百家。
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辞海》、《中国通史》、周桂钿著2008年出版《董学探微》。
一、董子简介
董仲舒（公元前200——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村）人。西汉政治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今文经学创始人、中国传统政治的总设计师，世人称其董子、董圣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先后任博士、江都（今江苏扬州）相、中大夫和胶西（今山东高密）王相。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传统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阴阳五行学说的论证方式展开。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德主刑辅”、“更化”改革的治国之术；“调均”、“限田”、“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不与民争业”的亲民宏论；“高台多阳，广室多阴”、“正谊明道”的廉政思想；“下帷讲诵”、“目不窥园”的勤奋刻苦精神，至今为后人所景仰。其对后世有影响颇深的两个世界之最：第一，他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大一统”思想的哲学家。其大一统论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化断代的文明古国。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他是世界上系统论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最早的哲学家。在全球气候日愈恶化，大气、地下水等环境受到污染，国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今天，他的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著作有《春秋繁露》（可能经后人附益修改）及《董子文集》。
二、相关论述
（一）《汉书·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对汉武帝建议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二）《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此语本来是鲁国史官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的一句话。《春秋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子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在这句统一历法的“大一统”上，大作文章。他在《举贤良对策》中对汉武帝建议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三） 董仲舒在《繁露·天道无二》：“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
（四） 董子大一统论集锦：大一统；持一统；统纪可一；天人一也；一为元；道一；可一；常一；一统；一元；一中；正一；一而不二；行令而一；天下无二道；君子贱二贵一；一统于天下。
《玉英》：“谓一元者，大治也。”
《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元本正也”。
《重政》：“《春秋》变一谓之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深察名号》：“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而谓也。”
三、大一统思想形成的自然根源和大气场
（一）中国的黄河，历史上经常泛滥改道。人们治理黄河需要团结和联合起来，这应是中国人大一统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亘绵于北国东西的万里长城，东有山海关龙头探海，西至嘉峪关龙尾高扬、蜿蜒横卧；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波光如鳞，龙舟竞渡。万里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侵扰的屏障，当我们身临其境，立于八大岭长城之上，登高远眺时，那种一览众山小的神圣感；想像古人在运河岸边，在数帆亭上所观赏到的百舸争流、渔歌晚唱的壮美景色；我们还可以想像大秦帝国乃至历代重修长城时，从制砖、修路、调运、测量、人、马、车辆、朝廷、地方官吏、壮民苦役的那种盛大场景，那种气氛，那种感悟……甚至，我们仿佛还能听到那人呼马啸和此起彼伏的施工号子声。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
如果说万里长城，主要是以安邦、防御为用，那么，纵贯于大江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则应是以治国宜民为目的了。且不说，长城、运河工程之浩大，目的和作用如何。单就纵横于神州大地，双龙戏珠的这种大气场，就足已体现并蕴含了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元素。
四、大一统论的历史背景
（一）先秦时期
《汉书·郊祀志第五上》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这应是中国史籍所载，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早期。五霸相争，诸侯割据的春秋末期，孔子崇尚周文王、武王、周公旦和成、康之治，提出“克己复礼”和“六艺于治一也”之说，含有大一统思想内容。战国时，墨子的“尚同”；孟子的“天下必定于一也”；荀子的“隆一而治”；《儒效篇》：“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一持万。”亦含有大一统思想内容。《吕氏春秋》：“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五者执一”；“天子必执一”亦含有大一统思想。春秋战国的称霸争雄去其战乱，祸及百姓等因素，也还含有争取大一统而最终成就秦始皇一统天下。
（二）秦汉时期
秦始皇酷刑峻法、害民坑儒的暴政，致使秦帝国短命而亡，是董仲舒“独尊儒术、融汇百家”，注重大一统思想意识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期，“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使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国库富足，百姓安康，路不拾遗，社会和谐的“文景之治”之盛世。然后，随着诸侯王势力的不断增强，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朝政局到了近乎分裂的动乱局面。虽然景帝最终平定了七国之乱。但指导政治的却主要还是“黄老”刑名之学。例如，汉景帝时期的窦太后，曾因《诗》博士辕固生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意图据经义说汤武伐夏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灭夏。辕固生因说道家黄老书为“家人言耳”，窦太后怒令辕固生和野猪搏斗，幸好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将野猪杀死，从而保住了性命。
汉武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儒道之争，结果了两人性命。这就是好儒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郞中令，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鲁申培公（绾、臧均受诗于申公），欲立明堂，以礼服制，以兴太平，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于是罢黜赵绾、王臧，免丞相、太尉。随即绾、臧“皆下狱自杀”（《汉书·武帝纪》）。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从此时开始真正掌握皇权。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招方正贤良之士为国献策。是年，董仲舒应诏三策，为大汉帝国作的顶层设计中，提出了“独尊儒术、融汇百家”、“大一统”、“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和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传统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五、独尊儒术，融汇百家
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主要是孟、荀两派），在孔子和《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系统的从理论上统一起来，奠定了思想大一统的理论基础。
（一）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物，一定是相反的事物合成的。他说，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善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等等。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都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有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上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要起来，多了的多到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事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这叫做“君子贱二贵一。” 《易经》的阴阳学、《尚书·洪范》、战国时期邹衍的阴阳五行学和《公羊春秋》学相结合，整合发展成为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这样，董仲舒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
（二）董仲舒将《易经》阴阳说的基本观点总结为仁与义。董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 。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
（三）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罚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论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
（四）董仲舒系统论述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说，而具体应用则在于阴阳感应和五行变数。周桂钿先生说：“董仲舒对于大一统论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并且使它成为天人感应的核心。”这样，董仲舒的大一统论与他自己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说有机的联系起来了。
（五）墨学“兼爱”、“尚同”思想，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这样，把儒、墨两家统一起来了。
（六）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
（七）董仲舒时期以前，儒家所谈的德治，向来与法家的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案。西汉初期，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法令繁多，连常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完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案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案件。这样，儒法两家合流了。
六、结论
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群居及具有理性的生物种群，其怀旧感和好奇心的天性和高智商的理性，注定热衷于饮水思源、寻根溯源、认祖归宗。以同根同源、同宗同祖、同血同脉、同土同乡为乐，形成了一个个分支群体来发展自己，从而有效的同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诸多种群和族群一样，求得生存与发展。在其长期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以姓氏文化传承有序为特点的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大一统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人类天性和理性的折射及反映。古往今来，华夏儿女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家乡故土的怀念，乃至对于联合国重要权力的维护与推进，无不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反映和推动作用。
董仲舒大一统论的推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与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乃至儒家内部诸学派互相碰撞、争鸣、汲取、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独尊儒术，融汇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成为其大一统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后的社会实践和政策实效中得到了应验。
董仲舒是盛世文化的代表。其“独尊儒术、融汇百家”的论述，是典型的“和合”文化，是其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尚书·尧典》载：“协和万邦”；孔子曰：“和而不同”；有子曰：“和为贵”；董子曰：“德莫大于和”。根据董仲舒的“阳尊阴卑”学说推理：和为阳，争为阴；合为阳，分为阴；和合为阳，分争为阴。这与《三国演义》一书中“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的内涵是有较大区别的。毋庸讳言，董仲舒的大一统论是讲“和合”的大一统。如果用一个字说，那就是讲“和”的大一统。
汉朝以前，虽然有许多大一统的思想，真正提出大一统理论，并在实际上维护大一统的当首推董仲舒。他是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前有孔子，后有朱熹，他在中间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三大思想家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至董子（前200年—前104年），这两座里程碑相隔约三百年；董子到朱子（1130年—1200年），这两座里程碑相隔约为1300年；朱子这座里程碑至1905年以科举制度走下历史舞台为标志，相隔约为700年。孔子是乱世文化，董子是盛世文化，朱子是末世文化。孔子与朱子文化主要影响了后世；董子文化既影响了生世，又影响了后世。董子这座里程碑的时段，不但跨度长，重要的是影响和跨越了中国人最为扬眉吐气的汉唐帝国大一统盛世时期，而又继续助推着当今中华复兴之大势。
经过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核武器的毁灭性破坏，人类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要求和平、和谐的呼声越来越高。儒家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尤其旷世圣人董仲舒以“和”为尊的大一统理论，弥足珍贵、影响深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以《七律·盛世大一统》诗一首来概括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感悟：
盛世大一统
汉武罪已昭宣兴，唐宗论镜思魏征。
愁叹秋鬓业未就，乒乓外交毛泽东。
董子首阐大一统，古今通谊天地经。
泱泱中华五千年，协和万邦驾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