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董仲舒及其天人感应说
谈到了外国的，再说说中国的。董仲舒，不必多介绍了吧。谨以本文祝贺御风博客平台成功升级。
——题记
董仲舒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及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
董仲舒那短促的一生除两度匆忙的在政治舞台略微亮相之外，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虽然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它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
董仲舒一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使得儒得以独尊。学者黎鸣先生认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汉代的思想历史。西汉的建立，初始选择了黄老之学休养生息。从本质上说，黄老学说是一种时代性文化。因为在先秦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至少是没有真正形成。只是汉代人根据社会的需要，将两个根本不曾相属的黄帝、老子合而为一构造成的一种新学说。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景帝时代黄老学说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同时在黄老学说松散的思想管制之下，诸子百家的思想却一直在复兴转型之中，特别是经历了焚书坑儒的儒家。“自曹参为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史记·太史公自传》）但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新儒学几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及包容性开放性与排他性于一身。
在董仲舒之前，并不“纯儒”的儒生贾谊等人的多次政治努力并没能成功，但儒家学者并没有一刻停止自己的努力。儒学地位的真正改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偶然的人为因素。“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是中国学术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被学界称为“天人三策”的董仲舒应答汉武帝的三次策问。这三次策问分别为大道之要，帝王之道，天人之应。
在此谨就其中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一下分析。“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马勇）。人不停的塑造天神。几千年后，人突然发现，几千年来孜孜追求与塑造的，原来正是自己的形象。天人感应的理论大致完成于战国邹衍学派之手。作为政治家，董仲舒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便既要神化皇权，又要把它纳入接受制约的范畴，于是他创造了为中国历史长期稳定接受的“天”的职能，以及天人关系理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渊源于先秦以来的有关思想资料，不仅继承了邹衍的神秘主义内容，同时也吸取了伯阳父等人的唯物主义学说。但他显然不是对它们的简单重复或机械组合，而是以包含于十端中的天与人之间的感应对其进行了全面地改造，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董仲舒的理论强调天人同类，人副天数。“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根据同类相应的道理，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一方面，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引进自己的天人感应，建立起一套严密完整地而又神秘莫测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借助于某些物质元素起中介质的作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谓天人关系，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它是人类自始至今的反思和难题。天是什么？大体说来，董仲舒有时将天看作是一种超自然的实体，有时将天看作万物之祖、世界之源，但更多情况下可等同于“自然界”。董仲舒意识上的“天”，类似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老子的“道”，具有多义性的特点。其神学色彩，主要表现为对天的人格化处理。“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论述天人同类时，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阳尊阴卑”“为人者天”等章节中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证：一，人自身就是“天”的内容之一。二，人受命于天。三，人道可以参天。四，求天数之微奠若于人。正是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董仲舒得出了天人同类的观点。基于这样的宗教意味，董仲舒借谴告说表达自己的愿望观念。在他看来，天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但天的意志和愿望都是善良而美好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天对人类的谴告，并不是无故发泄，而是有的放矢。“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春秋繁露·顺天》）董仲舒以福瑞、灾异为主要内容的谴告说，从表面上看是荒诞不经的宗教呓语，然而如果揭开它的宗教帷幕，我们就会发现董仲舒的真正用意不在于神事而在于人事。董仲舒的谴告说为后来的臣下进谏参政，提供了一个双全的工具。实际上，他所谓的“天意”，其实就是以天的名义表述的“民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自然没有达到无神论的高度，而是自然神论。他提出的天人感应不仅仅是为了论证人君神圣性的，而且也是指向超自然的天命论的。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社会意义来看，虽然他的这一学说有着明显的神学色彩，但是他的实质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及民本思想。这也就是说，在天人关系上，表面上讲的是“天命”，即天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其重点则是讲的人对自身的决定作用。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他“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刘向），也有的说他“言类淫巫，诳乱后代”（柳宗元）。在现代，有人说他“实为儒学庸俗化的典型”（侯外庐），也有人称其为中国历史上“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子、朱子）之一”（周桂钿）。“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王永祥）。 梁启超曾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中说：“两汉之以著述得名，惟江都（董仲舒）、龙门（司马迁）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又称“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总体上说，董仲舒作为封建社会的理论家、思想改革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学术史上，“性三品”学说的开山祖师，一代经学大师，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也成就了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与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