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二届中国广川董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谈谈关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桂钿
内容提要
研究方法很多，首先要不迷信权威，不随众，要全面掌握资料，对资料要作精当解读，了解古人用语习惯，避免用西方观念误解和现代观念曲解古文。其次，要了解人物之间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要认识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总之，为了做到实事求是，需要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
关键词
董仲舒 春秋繁露 独尊儒术 方法论
因为多年研究董仲舒，所以也阅读研究董仲舒的著作和文章，发现一些值得探讨的方法论问题。
一、事实求是地对待史料
《史记·儒林列传》的最后是董仲舒传，没有记载董仲舒生卒之年，需要研究者探讨。清代学者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有较高水平。因此，苏舆就被学界视为董仲舒研究权威。书前有董子年表，将董子生年系于汉文帝元年，卒年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董子寿至75。这个权威结论在上个世纪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广泛引用，许多论文也以此为定论。但是，班固说他“亲见四世”，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只有三世（文、景、武），四世应上推至惠帝。这是简单的错误，因为收集资料不全，以致以讹传讹，错误流传多年，得不到纠正。
桓谭说董仲舒“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有的著作以此定董仲舒“寿至六十多岁”。桓谭本意似应指“不窥园中菜”时的年龄。一生中，“不窥园中菜”，而且只有三年，应该是特殊时期，并非平常的生活习惯。以此为寿命，实属断章取义。
桓谭这句话对于确定董仲舒生年是极其重要的资料。“不窥园”发生在特殊时期，董仲舒一生经历，最特殊的时期是对策之前的准备阶段。按桓谭说法，“年至六十余”，约为六十一岁，三年埋头研究，对策时约为六十四岁。我们研究结果，对策时间，按班固《汉书》的说法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上推64年，即公元前198年，即高祖九年。刘邦当政12年，董仲舒在汉惠帝元年时才三岁，能不能说他也“见”了刘邦这一世呢？
董仲舒将《春秋》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孔子“见三世”是哀公、定公、昭公，从昭公元年到春秋结束，一共六十一年，孔子寿至七十三岁，有十二年生活在昭公之前的襄公时代，为什么不能算又见了一世？大概汉人的习惯，小孩不知世事，不算见了世面。孔子十二岁之前不算见了世面，董仲舒三岁之前也不能算见世面。桓谭说的“六十余”，即使从61扩大到65，也不会达到见世面的年龄。有的学者不愿意引用桓谭的说法，也不对“三年不窥园”的特殊时期作出探讨，甚至还将董子生于公元前179年这种低级错误当作一回事。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为了求真，要搜集全面的资料，进行联系、分析，作出有根据的合理的解释。不肯下苦功夫，只凭小聪明，是找不到真理的。
二、正确理解古文本意
这里就讲一个关于数字的用法。例如三字，有时就有多数的意思，如“再三”就不一定只有三次，董子说孔子“见三世”就是三世。孔子说自己十五岁开始知道学习，以后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他都在整数的年龄才有一变化呢？怎么会那么凑巧呢？值得怀疑。古代还有“二十曰弱冠”，“七十悬车致仕”的说法，二十岁举行冠礼，七十岁退休。从古代许多记载来看，不是一到七十岁就退休的，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公孙弘一直到八十岁才死于丞相任上。关于“二十曰弱冠”，班固对自己二十三岁、二十七岁，都称为“弱冠”，如说“弱冠而孤”，其父死时，他二十三岁成为孤儿。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从二十至二十九通得称弱冠。大概唐代就有人以为二十就是整二十，所以他才会给予明确纠正。
三、对古代范畴要具体分析
董仲舒讲天有十端，包括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上面那个天，代表整个宇宙，下面这个天，只是与地对应的天，包含日月星辰。在一句话中的两个“天”，内涵与外延也不相同。汉代有“天有五号”说，从不同意义上讲天。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时，天又是能赏善罚恶的有精神的天。汉代还有科学研究的物质的天，如盖天说的如车盖的天，浑天说的如鸡蛋壳的天。董仲舒讲天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类天。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从来没说天有什么具体形象，也不说话，只是会赏善罚恶，会用自然现象来表达意愿，表明好恶。自然灾害，就是天对当政者行为不当的谴告。当政者施行德治，就出现表明吉祥的瑞物，这是天的高兴的表达。有的人说，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是为了欺骗老百姓，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先提出天人感应，是由于汉武帝在策问中问到这个问题。董仲舒借此提出上天赏善罚恶的意思，只要坚持行善，就不必担心，主动权在于自己。这是从政治上考虑，让汉武帝有敬畏之心，不像秦王那样无法无天，无所畏惧，折腾人民，导致国破家亡。汉武帝明确表示，对策只有自己一个人看，“朕将亲览焉”，其他官员都看不到，百姓更无从知晓，如果说欺骗，那只骗汉武帝一人。欺骗人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如何理解和评价形而上学？
天这个概念很复杂，其中有一意义是指整个宇宙。道也是复杂概念，有一意义相当于现代所谓规律。万物都在变化，整个宇宙也可以理解为不变的。宇宙是不变的，规律也是不变的。如果这样理解，这句话并无不妥。
关于形而上学，形而下是具体事物，如一块石头、一棵树，都是变化着的。形而上即抽象的东西，如好与坏、善与恶、一加二等于三，两条平行线不相交。这些都是不变的，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正确的。天与道如果在抽象的意义上说，认为是不变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汉时代，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丰富的，相当杰出的，因为说一句天不变的话，就定为形而上学，并且将形而上学列入错误范畴，实在不妥。
五、何谓先进文化代表？
多年来，经常讲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真谛，只是当作口号、口头禅加以引用。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先进制度，创立这种制度的阶级，就是先进阶级，即先进生产力代表。为这种制度，为这个阶级服务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代表。
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地主阶级创造了封建制度，比奴隶制度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与地主是被统治与统治的矛盾关系，这个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初期、前期，统一大于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的成分更大一些。
在地主阶级衰落以后，统一性逐渐减少，对立性逐渐增加。农民起来要推翻地主政权时，农民视地主为敌对阶级。共产党革命之初，也表达了这种感情，认为与地主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但是，讲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时，连相对的统一也不讲了，而且将地主阶级归入从来就是本质上坏透了的一群人。这种说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几乎成了社会共识。于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封建地主就是反动阶级，西汉当政者就是这种阶级，董仲舒学说就是为这种阶级服务的，因此就成了反动思想家。但是，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代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制度，当时整个欧洲还都处在奴隶制社会。董学为这样的制度服务，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没有历史观念，一切以现代为标准，对历史都作出否定的评价，这就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而来的。中国悠久历史没有中断过，积累了丰富的人生智慧，特别是政治智慧。中国这么大国，人口众多，民族复杂，能维持统一大国的局面，这正是政治智慧的体现。而欧洲只有五亿人口，却分成几十个国家，统一不起来。欧洲的封建社会只维持了几百年就崩溃了，中国则维持了数千年，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的高明之处。这一切都有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的贡献。董仲舒就是其中杰出者。他提出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独尊儒术、调均思想都对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六、关于独尊儒术
董仲舒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句话，但在贤良对策的最后确实讲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除了孔子之术，都要罢黜，勿使并进。这里当然包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因此后代学者称董子有此建议，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这个问题最为复杂，需要较大篇幅，进行讨论。
二十世纪，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各种不同见解。有的说这种理论太偏激，只要儒家，消灭其他各家。实际上，这种理解不合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独尊”并非仅存，“罢黜”亦非消灭。“独尊儒术”之前，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列六家有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儒家和道家。各家都有合理成分，也都有不足之处，只有道家综合各家长处，又能应变，所以没有不足之处。说明汉初“独尊”道家。经过一百多年“独尊儒术”以后，到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时，“罢黜”了一百多年的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道家都存在，一个不少，又增加许多家，如纵横家、农家、兵家、医方家、杂家、小说家、天文、方技等等。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事实表明：独尊儒术并不消灭其他学派，别说一百多年，就是独尊了两千多年，这许多家不是都存在吗？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任继愈先生曾告诉我：“独尊实在太高明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独尊儒术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派学说各有优劣，但不是平等的，有高低之分，有尊卑之别。水平虽低，只要有合理性，就不会被消灭，因为社会需要它。
也有一些人对“独尊儒术”持否定意见。例如在用人上，汉武帝不是只用儒家、也用一两个道家、纵横家。但多是儒家，就是独尊的表现，将“独尊”作绝对化理解是不适当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非共产党员也有任省长、部长、甚至任国家副主席的。
有人根据汉宣帝一句话，汉成立以来，一直实行“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说明不是独尊儒术。这里有几个误解。有的学者，认为儒家行王道，法家行霸道，“霸王道杂之”，就是既有儒家的王道，也有法家的霸道，说明并非“独尊儒术”。宣帝所讲的汉家以来，就是从刘邦以来，当然包括汉武帝时代。所谓，儒法对立，是文革中讲儒法斗争的遗迹。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殊方，儒法当然也有争鸣，但他们并非势不两立，绝对排斥的。管仲、子产都是著名的法家，《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左传》中记载子产，孔子说别人再说子产不好，我都不相信。子产认为治国理政要从严，孔子也从中得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的体会。还称子产是古之遗爱。儒家还认为“圣人不能无法以治国”。孟子明确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只有善良，要做政治是不够的；只有法，它不能自己去施行，必须有人去施行。这人道德不好，会贪赃枉法。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因此，汉代的董仲舒认为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才是最合适的。东汉王充在《论衡·非韩》批评韩非单纯以法治国思想，这些说法至今对于许多从政人员仍有教育意义。荀子认为，治国最高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说明霸道不是法家的专利，儒家在一些情况，做不到王道，可以求其次，行霸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御驾亲征匈奴，就是显例。行霸道，称“武”帝。
《史记》分纪、世家、传三级，天子上本纪，诸侯属世家，其它官员入列传。孔子不是诸侯，却有《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入《列传》，孔子后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儒林列传》，只有儒家有此特殊情况，老子没有入世家，墨子弟子没有列传，也没《道林列传》《墨林列传》。如果不是独尊儒术，司马迁怎么会这样处理？如果董仲舒在西汉没有特殊地位，那么，班固怎么会说他“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说明什么问题？汉武帝经过董仲舒墓前，下马步行，那里后世称为“下马陵”。可见汉武帝对于董仲舒的尊崇。
有人根据董仲舒对策以后，汉武帝留公孙弘在身边，直至八十岁死于任上，而没有留董仲舒在身边，而是远离京师，任江都相，后又任胶西相。汉武帝欣赏董子对策，开始没有像公孙弘那样得到亲近。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汉武帝思想有变化，先是主父偃陷害，董子入狱得到汉武帝赦免；退休后汉武帝又派人请教祭祀的事；最后，又有下马陵之传说。相比之下，公孙弘当时很红，成为士人楷模，死以后，影响不及董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探讨。
公孙弘在朝廷上很适应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当皇帝遇到难题，召集群臣议论时，公孙弘总是会想出几种对策，又能详细分析各种方案的利与弊，由皇帝权衡选择。汉武帝对这样的大臣很感兴趣，留在身边，好相处。公孙弘也因此得到宠幸，受到封侯，成为士大夫的楷模。董仲舒则不同，发表的言论，都是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照办就违反儒道，让皇帝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董仲舒在身边，皇帝有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觉，还是“敬而远之”好些。汉武帝也知道董仲舒水平高，遇到难题，也派人向董子询问。作风不同，而有生前荣耀和死后流芳的差别。
还有人提出，董仲舒没有参加对策，理由是《史记》没有记载，《汉书》中所记，都是班固编的。如果对策不存在，当然，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和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也就成为子虚乌有了。有人就将“独尊儒术”的时间往后推迟几十年。于是，文、景、武时代的盛世就与儒学无关。汉元帝才开始“独尊儒术”，西汉开始走向衰败，这样一来，儒学在盛世无功，衰世有罪的结论就可以成立了，批孔批儒就可以理直气壮了。
沙滩虽然可以建起高塔，但不稳固。历史问题即使有严密的推论，作为根据的史料如果不确实，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结论。关于董仲舒的资料，在《史记》中只有《儒林列传》的最后，记了数百字。而在《汉书》中则单独立传，纠正了董仲舒弟子名字的错误，抄录了正确的内容，最大差别是全文录入了汉武帝三个策问与董仲舒的三个对策，使董仲舒传从数百字扩大为数千字。如果董仲舒对策是班固编的，那么，班固还应该相应地编出汉武帝的策问。班固曾因私撰史书，差点杀头，他怎么敢胡编汉武帝的策问？中国写史，特别重视真实性，尤其有关皇帝的史实，怎敢乱写？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受到时代的局限，只知道他对《春秋》的解读最高明。经过一百多年的考验，董学的影响巨大，而在贤良对策中都已论述，因此，班固将三策全文录入《汉书》。当时也存在厚古薄今的问题，对司马迁来说，董子为同时代的今人，对班固来说，董子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董子在弟子、后学的努力下，影响日增，在《盐铁论》中，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在谶纬中都出现董仲舒的名字，说明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为群儒首”、“为儒者宗”正确反映了他的社会影响。
七、关于董仲舒著作的真伪
在疑古盛行的时代，似乎怀疑一本古籍的真实性，就是重大学术成果。至今还盛行的伪古文尚书，伪《列子》，就是显例。疑古风也刮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理由很简单，汉代并没有《春秋繁露》这本书名。在《汉书·艺文志》中只有《董仲舒书》。同样情况，汉代没有司马迁《史记》这本书名，（有一《史记》是鲁国史书，是孔子写《春秋》的底本，也叫未改《春秋》。）只有《太史公书》。如果不能否定《史记》是司马迁的著作，当然也不好否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
《史记》称董仲舒重点研究《春秋》，《汉书》列董仲舒著作的篇名有《蕃露》《玉杯》《闻举》《清明》《竹林》等。可能有这种情况：全书解说《春秋》事得失，因以《春秋》为篇名，第一篇为《蕃露》，后人以为书名为《春秋蕃露》，这样第一篇有内容无篇名，就取篇首“楚庄王”为篇名。这只是假设，未成定论，不敢径改。
有人提出《春秋繁露》中有九篇题“五行”的篇目，后七篇与前二篇思想不一致，因此认为后七篇是后人伪造的。前二篇与后七篇为什么不联在一起，可能由于写作的时间有前后不同，而且相隔较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因为相隔时间长，思想有了变化，文字不那么一致，就是很自然的事。以前有一些人对一些古籍发现不一致现象，就以为有假多有误判。如胡适读《论衡》就有这类误判。古代许多人一辈子只写一本书，几十年中思想会有许多变化，各种说法可能与当时语境还有关系，怎么能完全一致？
我以为，对于古籍要特别尊重，没有充分的根据，轻易不能改动，对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认为都是可信的研究资料，采取怀疑、改动，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