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二届中国广川董子文化研讨会论文(魏彦红)
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述评
魏彦红
西汉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董仲舒哲学是西汉时代精神的精华，为这种制度服务，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董子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现实社会，体现了唯物论精神，是求善的政治哲学；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承上启下，奠定了中华民族魂。史家称董子“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代表了汉唐时期儒家最高水平。董子讲的很多盛世的社会问题，对于现在都特别有借鉴意义。所以按照周桂钿先生的观点：董仲舒是儒家大圣人！[1]在西汉多年被黄老哲学思想影响的背景下，董仲舒针对时弊，通过贤良对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接纳，并以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自汉武帝以来主导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灵魂。董仲舒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多领域。本文就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现状做一述评，以发现人们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理路，并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议研究的方向。
董仲舒教化思想源承于其哲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上独树一帜，成为自汉代以后中国两千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以承上启下，推动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完善与发展。
一、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的主要领域
据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成果来看，人们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社会背景
任何思想的产生必然受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背景研究必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刘兆伟在其《论董仲舒以教化治国之方略》[2]中，首先引用了贾谊在《过秦论》中的一句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来表明了秦亡之因。高祖起初亵渎儒家思想，“沛公不好儒”，但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对高祖造成一定的威胁时，叔孙通趁机进行了引导，认为用礼仪制度约束群臣是非常重要的。当高祖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时，决定实施礼仪制度，成为重儒之开端，但仍未放弃秦法。当文帝废除肉刑宣布了犯罪乃教化不足，于是强调，要制止犯罪必须加强教化。此乃汉代注重教化之始。景帝时窦太后喜黄老之术，一度控制了思想导向，桎梏了儒家思想发展。刘兆伟认为，随着武帝时期经济的发展、窦太后的去世以及“七国之乱”引起的对统治术的反思，儒家思想出现了大活跃的局面。也正是儒家思想才能满足国家管理者对民众的思想管理，儒家思想应时应需，于是便产生了董仲舒的以教化治国的思想理论。正如作者引用《汉书•武帝本纪》中语：“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贤茂，与之立功。兴太学。”这是对董仲舒教化思想实施的社会背景的极好的概括。
田海舰在其《董仲舒教化思想探析》[3]p13一文中分析了“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他在对现实依据的分析中，引用了董仲舒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以说明从历史的角度对实施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即行教化，习风俗，则国运昌，天下久。同时，董仲舒从反面进行了论证：如秦继周，“独不能改”，二是变本加厉，“益甚之”，举国实现“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所以秦国“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该文作者还认为，董仲舒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其教化思想寻找了必要的现实依据：汉初承秦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此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汉代得天下以来没有更化的原因造成的，“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董仲舒对汉武帝明确提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进一步提出将“废德教而任刑罚”更化为“任德教而不任刑”。
高春菊在其论文《独以寒暑不能成岁 独以威势不能成政》[4]p34中认为，董仲舒从现实角度出发指出，只任命执法官吏而废除负责德教的官员是违背天意的，是取消教化、没有教化的表现，而只要法治就是“虐政”，是国家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推行“更化”，由任刑政转向重德治。
唐国军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5]p191一文中，从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了剖析，认为，汉初70余年黄老哲学的流行确实实现了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恢复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豪强兼并，郡国并行，王权不尊，学者殊方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社会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宗教信仰。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学中“大一统”的理论，引进天命观、阴阳观，创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倡导思想政治统一、伦理道德的统一。“独尊儒术”的思想正体现了当时社会状况的需要，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端。
（二）人性论成为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
教育的目的是对人性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无论是基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孔子、有子等的性无善无恶论，人性的状况成为人们实施教育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董仲舒的人性说，虽然有别于以上论断，但依然成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根基。学者们研究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前提便是首先研究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以奠定其教化思想的哲学根基。
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较早的有廖其发先生，他在其论文《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6]p62-66中首先对董仲舒关于人性的本义进行了阐释，认为，董仲舒所指的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资质或禀赋，董仲舒的人性论首先要探讨人的天赋素质具有的内容和特点，其直接目的是要讨论天赋素质和后天环境的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并根据人性制定引导期望发展的方向。作者认为，如果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指为人先天具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不准确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董仲舒的人性论不是一般的哲学问题，而是教育哲学问题。其次，作者对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几种质疑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董仲舒性三品说的主要依据是人的天赋素质和后天的表现，判断准则是封建人伦之道。从人性的角度看，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是不同的，人性的特征主要指中民之性的特征，即“有贪有仁”，“有善质而未能善”，“性待教而为善”，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就不能达到善的境界，能否达到善全靠教育决定。圣人的特征是“过善”，即达到了至善的境界。这种“过善”的境界既是后天的表现也是先天的特征，天生没有恶质，不用接受教育，并具有超人之处，即具有纯善的品质、超人的能力和其他不同寻常之处。斗筲之性天生没有善质，教育对其不起作用，在后天的表现只能是恶。作者还进一步认为，董仲舒并不认为所有帝王都是圣人，也有中人和斗筲之人，圣人之称也不仅指帝王，他所说的圣人是指统治阶级的帝王、官僚、思想家中极少数被认为是圣明的人。中民泛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自由民。斗筲之人的主要特征是“恶厚”，统治阶级中有极少被认为是恶厚的夏桀、商纣王一类的帝王，严重违背人伦之道的官吏及其他人，皆可称之为斗筲之人。所以，董仲舒所讲的斗筲之人并非专指社会地位低贱的人。廖其发先生对董仲舒人性的深入剖析奠定了其阐述与文教关系的理论基础。
田海舰在《董仲舒教化思想探析》[3]p12-13中首先探讨了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董仲舒对孔孟荀的人性学说进行批判融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待教而善”的人性论，成为其教化观的形上根据和理论基础。作者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充分阐释了外在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性者，天质之朴也”，“人之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即，性既非善又非恶，兼具“善恶”两质，并进一步解释，“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性恶者，是见其阴者也”。正如“是以米处于粟，而粟不可谓米；玉处于璞，而璞不可谓玉。善处于性，而性不可谓善。卵之性未能做雏也，茧之性未能作丝也，麻之性未能做缕也，粟之性未能为米也”。作者认为董仲舒所指天所为之性仅止于善质，必须待教育然后能成为真正的善。作者也谈到，董仲舒的人性论为其教化对象的确立提出了理论依据：中民之性者，并进一步阐释了董仲舒如何用“天道”来论证教化的神圣性和必要性。
杜巍在其论文《董仲舒天人观中教育思想探微》[7]13-14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领域，即名号思想亦作为其教化思想的重要依据。董仲舒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受命于天”的名号，名号思想是在其人性论基础推演而来的。文章认为，汉儒对名号思想给以归纳总结和阐述，构成了联想式整体，赋予了不同层级的人的符号意义，无形之中就有了教化天下民众甚至引导君臣的意义，也就成了以教化服务于大一统的重要渠道。
黄钊的论文《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20]p25-26，也以“董仲舒关于‘质朴之性’与‘性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为题做了阐释。他在“质朴之性的界说”中认为与告子的思想一致。在对“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的解释中，作者提出独特观点，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并非常人所言“性三品说”，而应是“性一品”论！作者进一步解释说，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是无法在后天改变的，不可称之为“性”，董仲舒认为性乃“质朴之性”，而“质朴之性”是中民之性，是可以在后天得到改变的，所以作者认为董仲舒所言人性说为“性一品”说而不是“性三品”说。
郭炳洁在《浅析董仲舒的人学思想与道德教育思想》[8]p84-85一文中重点分析了“中民之性”及董仲舒思想中循名责实的方法，并认为董仲舒将名号的起源归之于神秘色彩的天。并进一步分析天有阴阳，人有性情，不可分割。中民之性的“善质”与“善”的关系是可能性与现实性、根据与结果的关系。
曹影的文章《“性三品”：董仲舒社会教化的理论依据》[9]，以专题的形式对此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董仲舒“性三品”论的提出既是认识人、评价人、教育人的需要，也是治理国家的需要，是为了实习教化而论述人性。他认为人性需要教化，民众也能够接受教化；治道需要教化，治国既要有刑罚也要有德治。董仲舒的“性三品”论述人性，为实行社会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待王教而后善”提出了教化实施的主体及方法，为社会教化者提供了理论依据；“性三品”论的教化对象是中民之性，为确立社会教化对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性三品”论是董仲舒对先秦和秦汉的人性理论、人性现实甚至是治国实践的总结和概括。
张文英在文章《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的教化责任》[10]中认为，董仲舒在继承孟子、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性善情恶”和“中民之性”不仅使董仲舒的人性论显著区别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初步解决了孟子、荀子人性论遗留的问题，而且为他人性理论最终的政治归属——王道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邱琳的论文《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11]也是以专题的形式探讨了董仲舒人性论如何成为其教化思想根据的。作者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董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乔元在文章《董仲舒教化思想对现代政治教育的启示》[12]中简要分析了董仲舒的性无善恶论及“圣人之教”的思想论及其启示；孙友在《董仲舒教化思想探微》[13]中认为“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教化思想建立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论是董仲舒教化思想建立的现实依据。《“性未善”：董仲舒教化思想的逻辑起点》[14]是周春兰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认为，人性未善，待教而善，是董仲舒思考教化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在董仲舒看来，“未善”的人性是个“质朴的东西”，它包含着潜在的“善质”与“恶质”，教化在潜在的“善质”与“恶质”向现实之善恶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使潜在的善质转变为现实之善，另一方面抑制潜在的恶质转变为现实之恶。而这个“未善”的人性对应的是广大的“中民之性”，教化好这一部分人，对于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周炽成在其《性朴论与儒家教化政治：以荀子与董仲舒为例》[15]中认为，古典儒家所倡导的教化有深深的政治意义。教化活动与其属于教育活动，不如说属于政治活动。教化者和教化对象的二分不同于通行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二分。教化政治是一种以身作则之政治。荀子与董仲舒均提倡性朴论，性朴论为教化的必要性与教化成善的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质朴之性蕴含着善的潜质，但不具备现成的、完备的善，需要教化而使之完美。这正是君主的责任。
董金裕先生的文章《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16]p12中，在“董仲舒之重教”部分首先分析了重视教化的原因。他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融汇诸家并参以己意而提出的新见解，董仲舒又将性与心、气、情欲结合，并以其惯常使用的推阴阳方式，认为只有依赖教化才能禁止情欲的放滥；董仲舒还注意到性与心、气、情欲之间的关系，并从天道扶阳抑阴的观点加以论证，其说颇为复杂，甚至有些纠葛，难以充分阐述。然而最值得我们注意、也是他最有新意、且最能符合他的重教主张者，乃是他的性三等说。“性待教而善”“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才是董仲舒人性论的重心，也是其重视教化的原因所在。
周桂钿先生在其《董仲舒的儒学教化观》①中将“人性是教化的根据”作为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做一阐述。在说明董仲舒“性三品”说内涵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的含义，即，既能成长为善，也会转化为恶，要使善质成长为善必须经过王者的教化。王者如果不重视教化，就是“弃重任而违天命”，由此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为“世长者之所误出也”。即孟子的性善论使教育失去依据，而荀子的性恶论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董仲舒认为性恶论有较多的合理性，所以“作书美孙卿”。董仲舒发展了荀子的义利观，提出义与利是人生的需要，“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但义比利更重要，人们常常“忘义而殉利”，落得家破人亡，对此董仲舒常“以礼谊（义）匡正，提出”夫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
在诸多教育史的教科书中，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阐释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组成部分。毛礼锐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17]p180-182一书中用了一节讲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其中谈到“性三品说和教育作用”。编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该主题：“人性是从天得来的”“性是天生的，善是认为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他把教育当作防止恶性的工具”。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18]p170-174中也以重要分量论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其中有“人性学说与教育作用论”内容。编者认为，董仲舒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分为性与情是董仲舒的创造，天有阴阳，人是天的副本，人性也就包含了阴阳两方面的的性与情。正因为人有善质和善端，所以教化而致善是人性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荀子所谓的人性的逆转（由恶变善）。编者认为董仲舒将教化视为人发展的观点，是更接近现代教育理论，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深化。董仲舒揭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主要是道德认识能力，并将此视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在教育发展史上不失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作者对董仲舒的人性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董仲舒的人性有善有恶的理论是我国古代人性论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后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对性和情阴阳对立的观点往往有所沿用，董仲舒是“性三品”说的先驱。他的人性学说，丰富和深化了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论，在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应当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董仲舒的教化观
董仲舒的教化观是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教化观包含多方面，包括内涵、内容、分类、原则、途径、态度、方法等。
刘兆伟在《论董仲舒以教化治国之方略》[2]p41-45中认为董仲舒以教化治国之方略是改革不是复古。董仲舒认为儒道是治国之路，仁义礼乐是治国之具。作者从三方面对董仲舒教化治国方略进行了总结：兴办太学、重视察举、独尊儒术。即董仲舒认为以儒家教化思想治国，一要培养宣传、推行儒道人才；二要选拔、重视贤士；三要以儒家思想统一思想。兴太学，是首创，是中国官办大学的开始。那么如何保证教化治国方略能够实施成功呢？作者认为，这个保证就是董仲舒提出的由上而下的表率作用：“为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要做到为民师表，为官者不要与民争利；要求郡守、县令作民之师帅。廖其发先生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6]p67-68中，在阐述“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文教主张的关系”时认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重教化、尊儒术、举贤才、兴学校等几大文教主张。董仲舒认为应该用儒家的礼义之道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用贤才推行教化；建议兴太学、设庠序以培养天下之贤士。田海舰在《董仲舒教化思想探析》中[3]p13-14将“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为该文重点内容进行论述。他认为，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作为其教化的指导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教师用经学博士，博士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学生。儒家的教科书、典籍成为经书、通用教材。教师和教材都是儒学的，师异道变成师一道。自此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典作为最高准则的氛围。作者又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教化的具体内容：国民教育内容和学校教育内容。在国民教育方面坚持的原则是“退而更化”，对“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进行修饬以教化国民；在学校教育方面，即为兴太学、置名师、养士求贤。对于教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作者也做了论述。对于施教者圣人即王者，董仲舒提出了“仁者安仁，以义正我”“内视反听”“强勉行道”等一系列修养方法和原则；在对中民进行教化方面，董仲舒强调以身示教、以乐达教、因材施教等方法。
李淑贞在《论董仲舒“明道正义”的教化思想及对后世影响》[19]p278-288一文中通过对董仲舒“明王道”以“安上”的正君论和“正礼义”治民以稳社稷的教化思想的介评，说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应对策略为儒生的参政议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儒家教化理想与王权政治结合起来，使“道统”理想与“政统”决策相结合，这不仅有功于汉代帝国之霸业，亦开启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文中具体分析了在教化三大决策：兴太学，置名师；重选举，广取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认为董仲舒对民教化的原则和方法有二：一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来处理群己和人我关系，以仁为良宅，以义为正路，居良宅而行正路，以使群己关系融洽。教化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我矛盾。二是“重义轻利”不谋利计功。这也是董仲舒追求的儒家价值导向。
黄钊在《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20]p26-29中首先论述了董仲舒的“教化堤防”的思想。在分析建立教化堤防思想必要性的基础上，论述了“王”在建立教化思想堤防中的能动作用和必须建立的辅助制度。其次，作者以“三纲五常”为标题对董仲舒教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研究：董仲舒提出了“三纲可求于天”的思想；强调“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从“义利之辨”大角度深化了儒家重义轻利之说；强调“礼”在维护深化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了“仁”与“智”的重要性。再次，作者还对董仲舒的德教方法进行了理论思考：董仲舒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运用了“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
朱人求在其文章《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21]中认为，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高春菊在其文章《独以寒暑不能成岁 独以威势不能成政——董仲舒社会教化思想研究》[4]p34-35中对董仲舒社会教化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简要概述。关于教化的内容为五常。关于教化的方法主要有：普设学校以善化社会习俗，堤防民众犯法；君主和百官以身作则；培养选拔贤人以置名师；使民先富而后教，把道德教育与人民能否安居乐业联系起来。张天儒以《浅论董仲舒教化思想之实施路径》[22]为题进行了专题探讨，认为实施路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显德以示民，化民以成俗”；“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以仁安人，以义正我”。郭炳洁在《浅析董仲舒的人学思想与道德教育思想》[8]p84-85中以“道德教育——实现人本质的桥梁”为标题探讨了董仲舒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原则。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要在君主的指导下展开，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要条件。即，最高统治者对民众进行以儒家伦道德为内容的道德教育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董仲舒还强调道德主体（君主）的道德践履，强调人的自我超越性。这是对成就理想人格的有力保证。为此，董仲舒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重义轻利；“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必仁且智”。
唐国军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五》[5]p192-193中将“汉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目标的实践化指向”为题进行了相关内容的探讨，认为董仲舒构建了汉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分为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构建“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其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确定经学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通经致用”的士风教育目标；“教化”成俗的民众教育目标。韦乔元在《董仲舒教化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12]p81-83中认为，董仲舒“性善论”是教化的基础；“圣人之教”是教化的关键；“反其所始”是教化的重点；“天人合一”是教化的生成。
董金裕先生在其文章《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16]p12-13中认为董仲舒之崇儒表现在强调仁义之道，主张重德轻刑。董仲舒所言仁意在“安人”“爱人”“正人”，在“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义为“正我”“爱我”“自我”，在“反理以正身，据理以劝福”，与孔、孟所讲的仁义之意不同，但其目标仍在修己、善群，此与孔孟并无二致。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配合、阐发，《汉书▪五行志》所谓“始推阴阳为儒者宗”，重德胜于重刑。刑罚虽不可无，但其作用在辅助德教而已，与孔子对政刑的态度相同。至于如何推行教化，董金裕先生对董仲舒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第一策中以古之王者修教化以成美俗为例，建议汉武帝更化以修饬五常之道；在第二策中除了主张兴太学以养士之外，建议改革选吏制度，广开贤路，并与任后加强考核，以才德之高下不以年资之久作为升迁依据；在第三策中提出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使百姓尊其行为的高尚，乐于顺从其教、敬其操守。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以灭息邪僻之说，并让人民有所适从。
毛礼锐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17]p182-187中将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和“关于知识和教学”“关于道德修养”等作为董仲舒教育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论述。三大文教政策即独尊儒术、兴太学和重选举；教学方法主要为：连而贯之、专心致志、主观的努力及教师的以身作则和因材施教。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强调主观努力，“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重视积少成多，逐步积累的方法，“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要根据学生的性情加以引导；德育必须通过智育来进行。
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18]p174-189第四章“秦、汉的教育”中第八节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其中在董仲舒教学思想中，编者总结了所设课程主要为六经。关于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变现在：教学的“圣化”之功；“多连”与“博贯”；提倡“强勉”精神；学贵专一。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为三纲五常。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必仁且智”；重义轻利；“经”与“权”相结合等。
（四）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意义与评价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此学者们在研究其教化思想时，多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意义进行评价。
刘兆伟在《论董仲舒以教化治国之方略》[2]p41-46中认为，董仲舒教化治国之方略是改革，不是复古，董仲舒以教化治国的思想方略，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思想方略。他引用了《汉书▪董仲舒传》中班固的评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认为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于建立、完善、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廖其发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6]p8中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给以高度评价：董仲舒的文教主张曾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之所以能够如此，作者认为，除了董仲舒的主张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适合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从理论上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论证，特别是注意用人性论来进行论证，这使得封建统治者容易理解并接受。同时作者建议当今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从董仲舒的教化思想中得到借鉴：不仅要研究自然、社会，更要研究人自身。
田海舰[3]p14在其文章中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简短的评价。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道德规范内容不仅在理论上使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进一步条理化、系统化，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巩固和维护汉代乃至整个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从此，儒学由学术思想质变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三纲五常一方面压抑束缚了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抛开特定的封建内容，又具有合理性，对于陶冶民族精神、形成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自觉从善的怀疑和唯心史观的立场，具有阶级局限性。但是，他对教化重要性的认识及实施教化的途径方法等具有合理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对当今教育工作仍有启发作用。
李淑贞[19]p288-291在其文章中对董仲舒“明道正义”的教化思想对后代的影响进行了利弊两方面的评价：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应对策略为儒生的参政议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儒家教化理想与王权政治结合起来，使“道统”理想与“政统”决策相结合，这不仅有功于汉代帝国之霸业，亦开启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但其政教合一，不谋功利，独尊儒术的思想给后世经学式微、礼教吃人及扭曲的财富观带来及其深远的负面影响。高春菊[4]p35在其文章中认为，董仲舒教化思想体现出的社会和谐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董仲舒以道德教化为主，德刑并用，恩威并施，防患于未然的政治观念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董仲舒的五常教化的对象也包括统治集团，如果统治者能以仁爱人，以义正我，对人民先富而后教，难免就会政权稳定，君仁民从，上下和洽。唐国军[5]p194在其论文中认为，董仲舒教化思想开启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张韶宇在《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23]中认为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金裕先生在《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16]p13-15一文中提出，董仲舒崇儒重教的现代意义表现在：（一）为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以儒学最切于时用。（二）为富而后教乃孔子之所重，在今日尤宜重视。（三）为改革选吏制度，不与民争利之主张仍富有现代作用。董金裕先生进一步分析，从儒家目标在内圣外王这个角度看，如非董仲舒极力推荐儒学，儒家是否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的地位，并因而使儒家向来所主张的仁义之道以及“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民方式，得以在历史上实现，则十分难以断言。更何况尽管时至今日，不论其所坚持的理念如教化的重要，或所提出的具体主张如改革吏治、消弭贫富差距等，仍具有时代意义。凡此皆可见董仲舒之所树立及影响者，值得我们在肯定之余，撷取其精要作为行政施教的参考。
毛礼锐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中[17]p187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给以这样评价：董仲舒是一个在教育实践上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的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不仅对汉代的教育事业起了进步作用，而且对后来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把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神学化了，成为封建社会统治者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他的思想虽有保守反动的一面，但在封建社会秩序建立不仅，又需要巩固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其积极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24]中对董仲舒教育思想评价如下：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汉武帝的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统一了思想，发展了学校，改进了选举方法，这就加强了政治的统一，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家制度。董仲舒的神学化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于封建礼教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是后世所谓的“纯儒”，对宋代理学影响很大。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董仲舒的阐发和神化，成为封建社会在精神上奴役人民更加有力的工具。自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后，其他各家受到压制，对于学术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18]p190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董仲舒为奠定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封建大业制造了理论体系，提供了教育改革方案，受到后代帝王的尊崇。元代被请入寺庙“从祀”，明代被封为“先儒”。在学术界和教育界，董仲舒影响深远。王充认为董仲舒是孔子的继承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程颢程颐称其为“最得圣贤之意”，朱熹说其为“纯儒”，近代魏源、龚自珍和康有为又复兴公羊学，以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思想为旗帜，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畅言改革腐朽的封建教育。编者认为：董仲舒是我们封建教育确立时期的重要代表。
二、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评析
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之势。通过以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我们也会发现一些特点和问题，在此稍做评析，并对后续研究方向提出浅见。
（一）选题较为单一，内容相对集中
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选题比较集中，研究理路多从董仲舒人性论入手，分析其性三品说，以为后续研究奠定哲学理论基础。当然，关于人性论的阐释的是思想体系的基础，任何理论都要为社会发展、为人服务的，教化思想和人有着直接的必然联系。了解人性，从人性出发，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阐释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前奏，董仲舒也不例外。多数学者都要概括出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主要体系，这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不能回避。此外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社会意义及对当今的启示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内容。这样一来，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的内容相对较为集中，自然就比较单一，在学术研究的价值上体现不够，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进行研究，和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方方面面均可成为研究对象和主体。
（二）研究时间出现断层
本文选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多从中国知网搜得，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2007年以后，之前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间没有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很少，可以说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学术断层。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10年间人们对董仲舒有着怎么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评价如何影响了人们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动机或意识？此期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处于对素质教育探索的阶段，出现了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这样的教育现状是否影响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关注？如此，需要探讨的内容很多。
（三）观点多重复，少创新
从以上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成果的分析可知，学者们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解趋于认同，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学术观点多重复，少创新。当然，研究董仲舒思想的文献有所限制，大家的理解趋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选题应该有所创新，要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区别。如果和前人的研究选题一致，那就应该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有自己独特之处。
（四）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全面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化思想和思想体系中的各种论断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多数学者选择董仲舒性三品说作为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也有个别学者从阴阳观、天命观、大一统等角度进行研究，以明确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但从总体上讲，对董仲舒教化思想产生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多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以期从整体上构建影响董仲舒教化思想形成的理论体系。
（五）古为今用的借鉴研究薄弱
以史为鉴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研究先人的重要目的。董仲舒作为儒家大圣人，其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而且他提到的很多问题及方法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借鉴价值。从以上成果的研究状况来看，有些学者结合现实问题对董仲舒教育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也提出和总结了可从中学习的内容。但这样的研究选题还是很少，即使和现实有所结合，往往也是一带而过，没有实质性的结论。这应该成为今后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的重点。
（六）研究结论带有时代烙印
随着人们对董仲舒思想研究的深入，对董仲舒的评价更为积极而客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学者们对董仲舒思想的评价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周桂钿先生在多次的讲学中提到，影响中国社会有三子，即孔子、董子（董仲舒）和朱子（朱熹），近日周桂钿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也提出了董仲舒是儒家大圣人的观点，在《衡水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直接以“董仲舒是儒家大圣人”为题阐明自己对董仲舒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引领了学术界对董仲舒思想认识的深入。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中，对董仲舒的评价明显带有时代烙印，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话语权的表达惯式。
注释：
①周桂钿.董仲舒的儒家教化观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Q1OTE3MA==&mid=211196879&idx=1&sn=85ab61998eb9158d0a906704edd5b77d&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该文出自《周桂钿说儒》一书，书稿正在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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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彦红，《衡水学院学报》主编，董子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邮箱：weiyanhong1967@163.com 13091191008